箴言 ----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以史为鉴 办好中国教会(二)
日期时间:2016-11-02    阅读:368    供稿:小刚

                            作者:曹圣洁
三、传教运动对中国教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由于传教运动被殖民主义利用,它对中国教会带来的负面影响相当严重:
  1.中国教会是外国差会的传教区,正如1907年举行的在华传教100周年大会决议中所使用的名词,是“在中国的教会”,而不是真正的中国教会。1922年举行基督教全国大会时,我国著名基督教领袖诚静怡就说,“现在的教会还是在外国人管教之下的”。中国教会并没有自己的主权。当时中国基督教内宗派林立,每个宗派还根据不同的国家,分成不同的差会,如圣公会就有英、美、加三个国家的差会,在英国又有两个差会。在美国的浸信会由于南北战争分成南浸会和北浸会,这些差会在我国不同的地区工作,划分不同的势力范围。中国的各教会分属不同的“母会”,其情形与旧日的租界相似。为了应付我国的民族觉醒,教内要求自立的呼声高涨,有的外国差会也曾统一步调,重新组织,并冠以“中华”的名称。如1912年圣公会便改名为中华圣公会,但大权仍然掌握在外国差会手中。1918-1949年,共祝圣了14位中国主教,其中9人只是副主教。直至1947年,主教院的主席才改由中国人担任。
  2.保守的神学思想使中国信徒认为自己只是“天国”的子民,和外国基督徒是“弟兄姊妹”,而不信基督教的本国同胞却被看为“外邦人”,造成基督徒与本国人民的疏离。过去常说“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这句话严格地说并不确切,因为中国基督徒并没有都丧失爱国心,有的还有很英勇的爱国表现。但是这句话的产生还是有其普遍的依据。从宽容条款造成的“国中之国”,到外国军队入侵时,中国基督徒竟站在侵略国一边,这是何等悲哀的事。
  3.把西方文化等同于基督教文化,以此来“占领中国”,改造中国文化。1922年外国差会支持出版的一本中国教会调查,中文书名是《中华归主》,英文名称就是“基督教占领中国”(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如此居高临下、强占性的语言,自然会激起爱国的中国人民的反感。
  我们对于福音传入中国是充满感恩的,是感谢神的大恩,因为宣教乃是“上帝的宣教”,是上帝的使命。任何教会只是参与,而不是把传教用来宣传某个教会,甚至个人。一切恩典都是来自上帝。真正为福音的传扬而考虑的人,应该把一切荣耀归给上帝,并且不断反思,是否由于人的亏欠,遮蔽了福音的光辉。西方有的传教士也的确这样做了,如英国传教士裴大卫(David Macdonald Paton)于1953年所著的《基督教传教运动与上帝的审判》一书,1994年还在美国再版。丁光训主教称赞作者提出了“先知式的远象”,“对一个新的传教学的产生和成长起了极好的作用。”我们愿意与西方教会人士一同寻求如何在圣灵的带领下,做好在各地传扬福音的工作。
  对于传教运动也带来了西方先进文化、科技和有益的文明,在这个意义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我们当然不能抹杀。直到今天我们仍需要学习境外一切有益的知识和技术。但我们也需看到当时他们办文化事业的动机:
  ①配合传教。教会学校都开设宗教教义课程,劝导学生信教。文化事业是传教活动的组成部分。
  ②培养能为他们服务的人才,包括直接为教会工作的人才,也包括在社会上服务,但能起有利于他们的作用的人才。按照美国传教士狄考文(Calrin W. Mateer)的说法,这比传教更重要。他说,“真正的基督教学校,其作用并不在单纯地教授宗教,从而使学生受洗入教。他们看得更远,他们要进一步给皈依的学生们知识和道德方面的训练,使之成为社会上及教会中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之导师和领袖。”英国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说得更透彻。他在1899年给上海英国总领事布仁南的信中说:“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在这些(美国)学校读书,其中许多人要在中国政府中占领导地位……掌握了这些机关和中国宗教界领袖,我们就抓住了中国的脑袋和脊梁。”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主张,甚至反对学生去参加反帝爱国活动。至于在这些文化事业中也产生了一些对国家民族有贡献的人才,主要是出于这些人在本国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酷事实面前,受本身的爱国主义良心所驱使,未必完全符合创办者的初衷。
  ③用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占领中国。如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斯(Edmond J. James)在1906年给罗斯福总统的备忘录中所说,“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从物质意义上来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收获得更多。”教会学校等文化事业对中国有其贡献,但许多贡献在当时是以牺牲我国国家利益、民族文化为代价,而这个代价相当沉重。中国基督教作为当事人,对这些事有切身的体验,看得很重,认为它们是起主导作用的因素。
  由于十九世纪末不平等条约造成对中国人民的伤害,教案迭起,中国人民在义和团运动中掀起了反帝也反教的浪潮。在当时的情况下,主张反帝的中国人民是不可能将被利用的基督教与外国殖民势力完全区别开来的,何况有些中国信徒又因所受的错误神学思想的影响,错误地站在外国传教士一边,他们成为尖锐对抗中的牺牲品,是一场历史悲剧。我们很感痛心。二十世纪的非基督教运动,其实质是爱国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非基”实为“反帝”,可是基督教却首当其冲,受到很大冲击。
  历史上的自立运动、本色化的努力,都是由于爱国的基督徒看到传教运动的确被殖民主义利用,危害了国家,也影响了中国基督教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由中国基督徒自己起来解决这个历史任务。然而,由于当时中国是帝国主义压迫下的殖民地,自立运动一直在“洋教”压迫下挣扎,并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至于本色教会的构想,由于教会总体上未曾脱离差会的控制,虽在神学思想、教会音乐、艺术、教堂建筑风格的中国化等方面有所改进,但基本要求未能实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家独立了。中国基督教也有了最好的条件来建设中国自己的教会。三自爱国运动的发起顺应历史的必然,成立以来,改变了“洋教”的面貌,中国基督徒在最近五十多年内的发展超过差会传教一百多年的成果,不仅信徒人数大增(即使按不完全统计1600万计算,是1949年70万的20倍以上),而且打破了宗派的隔阂,进入后宗派时期,团结一致,爱国爱教,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更可贵的是,中国社会对基督教的观感已经基本改变,接纳我们成为中国人自办的基督教,更多知识分子,青年人自愿进入教堂接受基督教的信仰。这使基督教的发展前景非常令人鼓舞。

  四、中国教会应该吸取的教训
  三自运动已实行五十多年,中国教会已经实现了“自治,自养,自传”的初步目标。现在还来谈其历史背景有何必要?我们举办这个研讨会主要着眼于从回顾历史吸取教训,用以指导我们如何以史为鉴,来办好今后的中国教会。它既有学术意义,也有现实意义。
  主要教训有四条:
  1.教会必须由本国信徒独立自主地来办,教会的主权必须掌握在本国有爱国爱教觉悟的信徒手中,这个教会才不至被外国势力所利用。
  在传教运动开展的时期,派出传教士的教会都是他们的信徒自己在办,不存在主权问题。而接受传教的地区过去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教会又由外国差会设立,以致出现了主权不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情况。当殖民地纷纷独立时,这些地区的教会也理所当然地要求收回教权,独立自办。他们的努力是民族独立的组成部分。
  今天,世界日益趋向全球化,要求坚持自主的国家常被称之为民族主义,认为已不合时宜。我们认为,全球化并没有取消各国家、民族之间的利益矛盾,有时还加剧了这类矛盾。联邦德国前总统施密特就曾说,“全球化使各国政府和议会的主权遭到削弱”,“明显地导致各国政府的经济权限的削弱”。我们追求的是和谐的世界,各国、各民族和平共处,能够妥善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而非借全球化来干涉别国的内政,损害其主权。要求国家主权独立,只要不损害别国的利益,就是天经地义的平等要求,与狭隘的民族主义不沾边。
  从基督教的神学来说,教会是古今中外所有信神的基督徒的团契。因此它具有普世性。但具体的有形的教会,又是处在各国各地,信徒有不同的国籍,有不同的民族利益。教会的地方性也是完全实际的。今天,我们仍注重教会的普世性,它的现实意义是我们不能闭关自守,需要与别国的教会有交流,学习国际上各教会一切有益的经验,也探讨共同关心的问题。但决不能借口普世性抹杀教会的地方性,损害教会在具体国家内的主权。如果教会失去自己的主权,那就等于回到传教运动时期的老路,做外国教会的附庸。更严重的是,教会可能重新被外国势力利用来危害本国人民,与本国人民离心离德。这对国家、对教会都是个大灾难。
  中国已经独立自主并且日益强大。中国的基督教也已经把主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十九世纪传教运动的情景不可能重演。但是令我们不安的是,那种企图以传教来“占领中国”的旧的宣教观仍在起作用。外国仍有反华势力利用基督教的宣教以实现“大使命”为名,在我国进行渗透活动。当前,在国外策划,并受外国反华势力支持的教会势力正在我国加强活动,既包括秘密传教活动;也包括利用合法身份从人力、经济、出版等多方面来扩大影响。无论是隐蔽的还是利用合法的行为,目的都是要控制我国教会,去按境外势力的意志行事,甚至把基督教引向与社会,与政府管理相对立的途径。这对我们是一场严峻的挑战。
  2.从宗教属文化领域的意义来说,基督教必须大力进行神学思想建设,使我国的基督教神学与中国的先进文化相结合,在我国的和谐文化中发挥积极作用。
  传教运动对中国基督教的伤害,除使中国基督教丧失主权以外,就是在思想上,包括神学思想上大量散布脱离现实,脱离本国人民的意识。今天中国基督教在文化方面面临着两方面的困难。一是从教内来说,我国的神学思想大多因袭西方比较保守的思想,如强调世界没有希望、理性与信仰分离、灵性与现实生活分离、强调末世论等消极内容,使信徒不容易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二是对社会而言,教会只注重个人得救,对社会发展、社会正义、社会服务采取漠然态度,特别是强调基督教的排他性,不尊重他人的信仰,把不信基督教的人都视为另类,影响团结。近几年来,基督教内进行的神学思想建设正在努力改变这些意识。但在基层,旧的思想影响仍不同程度地存在。
  当前,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基督教有更大的空间在我们的国家与社会中发挥作用。党和国家鼓励宗教“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现在国内外也都有人迫切希望基督教在我国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的确应该努力发挥作用,问题在于发挥怎样的作用。有外国友人说,基督教来自西方,可以帮助中国社会更好地实现民主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他是想把西方经济、民主以及政治的理念借“基督教”在中国一揽子进行推广。这显然不是我国和谐文化的要求。
基督教长期在欧洲发展,与西方文化有紧密的结合,这是事实。然而基督教毕竟是普世性的宗教信仰,不能等同于西方文化。正如一百多年前,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中国基督徒陈梦南所说的,“这道(基督教)既是天道,在外国是外国的,在中国即是中国的”。基督教来到中国,应该在中国文化中生根。吴耀宗先生曾经说“中国的信徒就必须自己去发掘耶稣的福音的宝藏,摆脱西方神学的羁绊,清算逃避现实的思想,创造中国信徒自己的神学系统”。我们需要把西方意识中不利于我国和谐社会发展的内容从神学思想中剥离出来,构建我国教会自己的神学思想体系,而不是把基督教等同于西方文化。
  我们不是文化上的排他主义,西方文化中有许多对我们有益的内容,应该学习。问题是我们需要根据自己的需要予以分辨,吸收什么,扬弃什么,而不是“全盘采取”的“拿来主义”。例如,根据和谐文化的要求,当前首先要促进团结,包括基督教内部,基督徒与不信宗教的人,基督徒与信其他宗教的人之间的团结。西方各宗教之间已开展“对话”,我国也可尝试进行。它不仅符合国家、人民的利益,也符合教会本身的利益。它能使教会学习尊重不同的宗教信仰,也明确自己的定位,看到自己的优缺点,从而加强自身建设。
  3.基督教应该传扬的是“和平的福音”。传教的手段决不能与福音的内容相违背。
  传教运动最大的失败是他们名为传教——带给人福音,却由于被殖民主义利用,对被传教的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掠夺和屈辱。当时的传教差会所以能心安理得地这样做,是因为有一种指导思想,认为为了传教就可以不择手段。因此贩卖鸦片可以、参与侵略战争可以、参与订不平等条约也都可以,只要把中国大门打开就好。可是,试想丧失了土地,在教案中被伤害的人民,怎么会心甘情愿去接受这样的“福音”呢?少数人接受了教会创办的文化事业的好处,怎么不被人讥讽为“吃洋教”呢?
  二十世纪以来,许多殖民地国家独立后,面对教会人士的指责,西方有些传教差会也在作反思,传教学的理论正在作调整,以“跨文化研究”、“文化交流”的理论代替了“基督教文化取代本国文化”之说。这应该说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可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教会仍旧面临着来自旧的传教理论的威胁。
  境外某些教会人士正在组合力量,以中国信基督教的人数比例太小为由,把向中国大陆传福音作为首要任务,“要使基督的羔羊驯服中国龙”。按照他们的计划,中国又将成为某些外国教会势力最大的传教区。特别令人震惊的是,曾任《时代周刊》驻北京的记者大卫·艾克曼在他的著作《耶稣在北京》一书中说,中国如能有30%的人信基督教,中国的政治、文化机构以至高级军事领域都会以“基督教的世界观”为主导思想。他解释他所谓的“基督教世界观”就是以英美为代表的意识形态。该书着重讨论“中国是否会成为美国下一个伟大的盟友”,这就完全不是从更多中国人灵魂得救,而是从美国的政治利益着眼来看其效果了。
  “中国的教会一向是注重传福音的。各个基层堂点、每个信徒都在努力传扬福音,领人归主。因此信徒人数增长较快。今后,我们更要重视并组织好传福音的工作,包括合适的传讲内容,既能以理服人,又不伤害不同信仰者的感情。我们还要大力开展社会服务,以实际行动扩大福音的见证。我们相信在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更加认真贯彻的今天,教会人数肯定还会继续平稳增长。
  现在,境外要大规模地组织对华宣教活动,他们会带来什么样的福音?一些秘密活动是使教会更加和谐还是更加分裂?不顾国家法律规定的行为是有助于社会稳定还是会破坏社会安定?大量宣教材料是传播一切唯西方马首是瞻的文化,还是鼓励与中国文化相结合?这些都是具体问题。
  我们很理解境外有许多信仰虔诚的基督徒,像过去的许多传教士一样,抱着传播福音、爱中国人灵魂的良好愿望,但是他们对中国的发展情况完全不了解,甚至存在很多误解,又怎么能把握中国人的真正需要呢?我希望他们认真听一听中国基督徒根据史实对传教运动所做的分析,认真思考什么是真正能帮助中国人认识福音真理的途径,采取合适的手段,尊重中国基督教的三自原则,支持中国教会的事工,不要重蹈“为了传福音可以不择手段”的覆辙去参与非法行为。因为那样做,对中国教会会造成危害,而不是帮助;对有关人员本身,也有被反华势力利用的危险。
  4.中国基督教的前途在于发展“自我”,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在本国土壤中生根,同时积极开展对外交流,从各国教会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建成适合我国社会发展、并对普世教会有贡献的中国教会。
  中国基督教自从开展三自爱国运动以来,已经开始突破了传教运动所移植的一些框架。例如在组织上不再追随西方的宗派路线,在神学思想上进行了适应社会进步的思考,但是应该说我们的步伐还是大大滞后于社会发展的要求。如果不加紧努力沿着正确的方向建设,在开放形势下,一些旧的传教理念、宗派观念、与社会发展背道而驰的神学思想,很容易在“忠于传统”的名义下卷土重来。基督教确有其从使徒传下来的信仰传统(英文大写的Tradition),是我们必须坚守的,但也有一些适应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积淀(英文小写的tradition)并不是我们必须继承的。
  中国基督教的出路,在于它必须生根于中国的土壤,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承认它是建设社会不可缺少的积极力量,从而愿意接纳它,聆听它所宣讲的福音的真谛。教会为此必须装备自己,要认清时代发展的走向,面对社会转型时期所产生的各种问题,准备给寻求人生终极意义的同胞一个满意的信仰答案。
  在世界基督教范围内,面对全球化的浪潮、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各国的教会、神学家也都在作自己的思考。有的把发展理解为“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征兆”,认为教会的唯一任务就是加强宣教,“抢救灵魂”;也有的认为教会应该迎接发展带来的困难,在世上加紧努力,促进和平、仁爱与正义的实现。中国基督教必须善于分辨,根据我国的需要,选择吸收真正有益于我的神学思想、伦理主张,加强沟通与交流,来建设一个神人共悦的中国教会。
  最近,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总干事考比亚(Samuel Kobia)访问我国。他在不同场合都非常推崇中国教会根植于本国土壤所做的努力。他认为西方的传教好比把植物种在瓦罐中,不能生根,现在瓦罐打破了,中国基督教就能在人民中生根,做到如“后宗派”等别国教会做不到的事。丁光训主教曾经指出,“教会在各个特殊文化中生根,让福音的光芒透过各种特殊文化棱镜发出激动人心的光辉,从而大大丰富普世教会的宝库”。中国基督教在我国的建设不但能造福本国人民,也将对普世教会有它自己的贡献。
  但愿这次研讨会能帮助中国教会认清方向,努力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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