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5月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宗教中国化是党和政府对外来宗教的共同要求,也是所有外来宗教的必由之路。近两年来,基督教中国化问题受到广泛关注,以此为议题,教界和学界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和讨论,取得了不少成果。本文对当前基督教中国化面临的问题与困难进行简单梳理,尝试探讨基督教中国化的路径。
一、基督教中国化当下面临的问题与困难
基督教自传入中国始,就面临中国化问题。不同时代的爱国基督教领袖们对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对基督教中国化作了不懈的探索和努力,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基督教通过三自爱国运动,才摆脱外国差会的控制,摘掉“洋教”的帽子,实现了自治、自养、自传,走上了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在中国化道路走进了重要的一步。三自爱国运动是基督教中国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也是基督教中国化最重要的实践成果。改革开放后,中国基督教界不断探索,以“三自”原则办好教会为目标,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促进了基督教会的健康发展。
基督教中国化虽已取得显著的成果,但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仍面临与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之间的张力与难题。从社会总体认识上说,仍然是“基督教在中国”,仍未达到“中国的基督教”的境界。基督教仍被不少中国人视为“外来宗教”、“洋教”。现实中,教会内仍有人将中国文化视为“异教文化”,把社会主义文化视为“异己文化”。基督教在社会中还存在一些矛盾和冲突。西方敌对势力仍有利用基督教西化中国的图谋,一些外国宗教组织仍企图重返中国,恢复旧有的隶属关系和宗教上的特权,重新控制我国宗教。新形势下,基督教中国化任务依然紧迫,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不少。
中西文化的差异与中国社会、文化创伤的影响。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是以人为本,基督教文化是以神为本,二者差异较大,因而在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存在较大的困难与阻力。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以基督教文化为主的,基督教一神教的排他性特质,表达出一种理性的紧张,基督教与中西关系的纠结依然存在。近代以来民族被欺凌与内乱历史造成的悲痛与愤怒,民族的尊严受到严重的伤害。同时,在一百多年救亡图存的环境中抛弃传统,向西方学习,造成传统的断裂、文化的创伤。
历史包袱的影响。基督教进入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国耻相关联,其在中国的发展具有复杂性和曲折性的背景,“洋教”的身份,始终是个历史包袱。从历史上看,基督教从1807年进入中国,直到1949年,基本上处于国运渐危、内忧外患、丧权辱国的处境中,基督教的传教工作是伴随西方殖民主义扩张开始的,少数传教士甚至卷入和参与了侵略中国的行动,深深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些历史包袱常引起激烈的学术论争、文化矛盾,甚至导致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紧张关系。
现实问题的影响。从现实看,近些年的基督教热和基督教在中国的快速传播,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诱发社会上一些人的忧患意识和焦虑情绪。基督教在一些地方的非正常发展以及传教过程中采取的一些不正常手法,不时引起一些冲突事件。一部分基督徒和教职人员不愿正视和不愿承认基督宗教大规模传入中国伴随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苦难这一基本事实。中国基督徒中仍有“西体中用”、“全盘西化”、用基督教为中国重寻价值源头,重构价值本体的思想。存在对中国文化的陌生与淡然的态度。一些人打着文化交流的旗号宣扬“基督教文化”。西方一些国家利用基督教对我进行渗透,企图用“基督羔羊”征服“中国龙”,把中国完全福音化。以上种种,导致社会对基督教有不同看法,使得许多中国人对基督教保持警惕。面对这些问题,社会需用平常心来对待,但基督教界也应思考,应该如何与当今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谐共处问题。
人才缺乏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全国两会及各地两会在教牧人员培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开办了20多所神学院校,培养了大批教牧人员。同时还选派了许多神学生出国留学,各地教会领导都完成了新老交替,但人才培养与基督教发展的速度与水平是不相适应的。中国基督教在教牧、研究、管理及各种专门人才方面普遍不足。一方面是信徒人数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是现有教职人员的缺乏和素质的参差不齐。教会比较重视派遣神学生到国外特别是欧美去学习神学,较少考虑学习神学之外的其他知识,教牧人员总体比较封闭,有深厚传统文化素养的人才不多。青年一代神学家队伍的成长不理想,缺少一批具备深厚传统文化积淀,又有较深神学造诣的人才。不少教牧人员只热衷于传教,忙于教务,少有时间坐下来学习、思考、研究。从数量上讲,全国现有基督教教堂点6万多处,教职人员4万人左右,若按每个堂点1名教职员计,缺口达2万人之多。现有23所基督教神学院校,在校生3000多人,按平均学制3年计算,每年招收1000余人,满足现有堂点需求还需要连续招生20年。从质量上讲,现有教职人员中牧师所占比例不高,基层讲道的大部分是没有受过正规神学教育的义工传道员,不少义工传道员文化素质偏低。高质素人才的缺乏,不仅影响中国基督教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教会管理方面的水平,也影响基督教中国化的进程。
神学思想建设进程的影响。1998年济南会议做出了《关于加强神学思想建设的决议》,1998年出版的《丁光训文集》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时代意义的观点,为构建本土的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打下了基础。自此之后,全国两会与一些地方的两会在神学思想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2012年,全国两会通过了《中国基督教两会神学思想建设宣讲团五年(2013-2017)规划纲要(暂行)(讨论稿)》,计划用五年时间以“和谐奉献为主题进行宣讲,挖掘圣经中的时代亮光,按着正义分解真理,鼓励引导广大弟兄姐妹力尽社会责任,关爱周围众人,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见证中为基督作美好见证。
十多年来,神学思想建设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现状与教会发展需求仍有距离。 一是呈现出上热下凉现象。即全国两会重视,一些省(市)重视,多数基层团体不重视,基层教会积极性不高,认为神学思想建设是神学家、少数人、教会高层的事,和他们无关。二是有的把神学思想建设作为一种运动,作为一种形式喊喊口号、不是作为一种“建设”来对待的。三是一些神学研究不结合中国实际,单纯地做神学、做学问,拜倒在西方宗教老祖宗脚下,大喊“神学要与西方接轨”、“神学水平在西方”,否定丁光训主教提出的神学思想建设的任务。可见,神学思想的建设进程与教会快速发展的需求还有一定距离。
二、基督教中国化的路径
中国化的基督教应该是一个融入中国文化、中华民族、中国社会,带有民族色彩的基督教,在政治层面、文化层面、社会层面、教会体制层面、神学思想层面都应有其“中国”的元素。
政治层面: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在当下,基督教中国化首先要有一个政治定位,也就是对当今中国政治的认同问题。在中国的基督教强调中国化,就要认同我们的基本政治制度及其相关政策,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宗教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和活动的,必须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对每个公民的基本要求,这也应该是对基督教中国化的基本的政治要求。
基督教中国化还要正确处理国法与教规的关系。坚持国法大于教规,教规服从国法的原则。要在法制框架内加强教规建设,清理不合时宜的教规。增强国家意识,法律意识。要彻底摈弃那种“听神的,不听人的”的错误思想。要把我国宪法和法律的基本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融入到教规制度建设中去。
文化层面:与中国文化相融合。
一是要树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树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首先是要对传统文化有认同、尊重、信心,然后再来继承和发展。爱国的基础就是对文化、历史的认同,文化是历史的载体,忘掉历史,不认同自己的文化,爱国只是一句空话。缺少认同,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二是加强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是中华儿女的骄傲和自豪。学习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是每个中华儿女的责任,是基督教中国化的必要条件之一。对基督教而言,学习和研究传统文化,更有利于用中华传统文化浸润,增强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爱教意识,更加懂得爱国爱教的意义;更有利于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建设、促进本地化神学的发展。基督教的本土化,并不是中国基督教特有的问题,而是历史上、现实中很多国家的基督教共同面临的问题,基督教中国化是必然趋势。
三是构建学习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各级教会组织积极营造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和环境。在神学院校多开设一些传统文化课,把民族精神融入神学学习中,使神学生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学习神学。在教职人员日常培训中补好传统文化课,将传统文化知识纳入教育培训中,在教会中鼓励和倡导基督徒熟读传统经典。分期分批地选派一批教牧人员特别是神学院校的老师、各地教会的领袖走进高校接受专题传统文化培训。
社会层面: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承担民族复兴使命。
在社会层面,基督教中国化必由之路在于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社会和谐做出积极的贡献。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塑造基督教“爱的宗教”形象,进一步改善人们对基督教的观感。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承担民族复兴使命,为实现中国梦做出贡献。
进一步拓展公益慈善事工,提升社会服务水平。近些年来,基督教界在公益慈善和社会服务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有不俗的成绩,但在基层,积极性仍然不高,重传教事工,轻服务事工,不少公益慈善工作是响应政府和社会号召而为。还要加强引导基督教界树立正确的服务理念,加强慈善理论研究和慈善文化建设。组织更多的基督教场所、教职人员、信教群众参与公益慈善工作。有条件的团体和场所开展公益慈善工作,设立慈善基金会及基督教界有优势、社会需要的领域工作开展社会服务工作。利用境外资金进行公益慈善工作要遵守相关政策法规的规定,防止境外势力利用进行渗透。
神学层面:建设以中国文化为母体的神学。
基督教中国化的一个标志就是神学上的中国化,也就是基督教神学与中国文化的结合,与中国社会实践的结合。文化问题是本色神学最关键的问题,对本地文化的认识程度基本决定了本地神学的可能性发展。只有扎根于本土文化的神学思想,才有旺盛的生命力。中国教会要通过在新中国成长的历程,尤其是三自爱国运动的实践,梳理出符合中国教会发展的思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神学思想体系,作出符合中国社会和文化处境的独特见证,推进基督教中国化的进程。正如丁光训主教所说:“中国神学需要以中国文化为母体”。要建立理想境界的中国基督教,教会必须真正“降生”在中国文化中。
最后,推进基督教中国化还需要在人才建设上下功夫。总之,神学思想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一个运动、几个口号就能够有效的,需要扎扎实实的长期“建设”。要建立健全神学思想建设的长效机制,循序渐进、长抓不懈。深度上,要立足实践,深化理论研究,为神学思想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广度上,要抓成果转化,在普及上努力,调动基层教牧人员把神学思想建设研究成果,变成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讲台信息。指导信徒的信仰实践,使更多人分享到神学思想建设的有益成果并融入生活实践。
文章来源:国家宗教事务局研究中心
摘自:http://www.sara.gov.cn/llyj/33278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