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和谐作用

摘要：和谐

时间：2016/10/24: 来源：小刚

[关键词] 基督教三自爱国促进和谐坚持三自爱国

[内容摘要]

　　三自爱国运动是中国基督教的正确选择，它在促进和谐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自爱国运动促进了中国基督教信徒之间的和谐，促进了中国基督教信徒与广大人民之间的和谐，促进了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之间的和谐，为构建和谐世界贡献力量。

　　中国基督教要继续高举三自爱国旗帜，坚持三自爱国原则，并努力深化三自爱国运动，办好教会。

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全文发表了题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简称《三自宣言》）一文。这个宣言是由吴耀宗先生等一批中国基督教有识之士在祖国发生历史性变革时思考中国基督教的前途和命运而发起的，中国基督教也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即“自治”、“自养”、“自传”三自爱国运动。五十多年来的中国教会实践证明，这个运动是正义的、合理的、必要的，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2000年9月22日，在三自爱国运动五十周年之际，中国基督教两会通过了《爱国爱教，同心迈向新世纪——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五十周年总结》一文。该文对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五十年来的成就、经验进行了全面精辟的总结。如：改变了基督教“洋教”的形象，为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扫清了障碍；激发了信徒的爱国热情，积极为祖国做出贡献；协助党和政府落实宗教政策，创造良好的环境；摆脱宗派纷争，走上了合一道路；推进各项事工的开展，夯实了三自基础；扩大对外友好交往，提高了国际地位。[1] 等等。

　　本文尝试论述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发生、发展在促进和谐方面所发挥的的作用。

　　一、促进了中国基督教信徒之间的和谐

　　自1807年英国“伦敦传道会”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把基督教新教（在中国称为基督教）传入中国到1842年间，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还只是秘密的、零星的。鸦片战争后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规定传教士在商埠传教不受限制，及至《天津条约》中“宽容条款”规定对传教士以及中国信徒特别保护，传教士得以深入中国内地自由传教，西方差会便更加活跃起来，各国传教士纷纷涌入中国。

　　到1949年，西方教会在中国有70多个宗派，分属120多个传教差会，可谓宗派林立。由于来自不同国家以及不同宗派背景，他们划分着范围传教，各自为政，所属教会信徒之间由隔阂进而关系紧张，互以为非，甚至彼此攻击。正如现代基督教史学家王治心所指出的：“宗派的纷歧，实在予人以莫大诟病。这在西方固有其分门别户的背景，而在中国实在不必要有这种奴主之见。近数十年来大多数教会不无相当的觉悟，力谋联合与统一，然而仍不乏固执成见是己非人的现象。”[2]

　　早期中国基督徒的“自立”运动就提出中国教会“不分宗派”的主张。然而在半殖民地状态下的旧中国，基督教的主要宗派始终控制在西方差会手里，一些爱国基督徒的主张不可能得到实现，教会分裂的现象也不可能得到改变。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中国教会才得以在爱国的立场上实行三自：“自治”、“自养”、“自传”，即在组织上、经济上和讲台上摆脱西差会的控制和影响，由中国基督徒自己来办教会。只有三自爱国运动才使得中国教会真正摆脱了西方宗派性差会的组织体系，并且成立了三自爱国组织，迈向合一。1958年开始，各地教会先后实行联合礼拜，原宗派性组织逐渐消失，中国基督教进入宗派已过时期。中国基督徒本着圣经的教训，“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3]，在信仰上求同存异，彼此尊重，和谐相处。

　　今天，基督教出现“自封传道人”、“私设聚会点”和“原教派”抬头等现象。这些现象不利于教会的建设、不利于教会的合一、更不利于信徒之间的和谐相处，只会混乱教会。因此，基督教要继续高举三自爱国的旗帜，大力加强自身建设，从“三自”到“三好”，即由“自办教会”到“办好教会”，共同努力，根除滋生教内各种不和谐因素的土壤，保持基督教的合一与和谐，为实现全社会的和谐而添砖加瓦。

　　二、促进了中国基督教信徒与广大人民之间的和谐

　　十九世纪帝国主义用洋枪洋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1860年到1900年，在华的基督教会在条约制度的保护之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推展，然而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4] 即便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给中国带来了西方的教育、医药和慈善事业，但“君子不吃嗟来之食”，素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中国民众一开始就对基督教抱有反感和冷观的态度，因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是依靠了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特权，而不平等条约的订立，有不少是由于教案的纠纷。在这样基础上生长出来的基督教，就必然被一般人看做‘洋教’。”[5] 信教者享有特权，基督教的部分教义、礼仪与当时中国社会习俗之间的误解与差别诱发和加剧了非基督徒与基督徒的冲突，人们甚至认为“多了一个基督徒就少了一个中国人”。随着教案不断地发生，基督教被利用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人们对基督教由反感而反对，渐至形成反教运动。这些反教运动一方面带有民族自卫性质，另一方面在传统文化下的官绅和民众的反教，又是同根植于中世纪社会土壤中的天朝观念和华夷之见糅合在一起的。所以，反教规模大、时间久，程度剧烈，“以至于使一部十九世纪西方宗教在华的传播史几乎成为教案史。”[6] 发生在中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由“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发起的“非基督教运动”的矛头也是主要指向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7] 因此，基督徒不但不能与非基督徒和谐相处，反而关系紧张、冲突不断。

　　自十九世纪下半叶起，一些觉醒的中国基督徒发起了教会“自立”运动，主张反帝爱国，提出“爱教爱国”的口号，提出“自立、自养、自传”独立自主办教方针，主张不分宗派。其核心是“收回主权，自主办教”。如前面所说的原因，“自立”运动爱国爱教的精神是好的，但其在半殖民地的中国教会近代史上所能取得的成就却是有限的。[8]

　　三自爱国运动，才使中国教会割断了与西差会的关系，成为中国信徒自办的教会而最终摘掉了“洋教”的帽子。爱国是提倡基督徒发扬民族自尊心，热爱祖国，同祖国同胞走在一起。中国人民对基督教不仅是“听其言”宣讲基督美好的信息，也“观其行”实践在社会上的光盐作用。中国教会实现“三自”的见证、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见证、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努力的见证，都表明了中国基督教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而也彻底改变了广大人民对基督教的观感。“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既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愿望，也符合所有宗教徒的根本利益”，[9] 因此，“信教群众也是建设有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基督教也不例外。人们开始同情、理解并且接纳基督教，基督教信徒在中国社会与广大人民和谐相处。

　　今天，中国基督教要继续坚持三自爱国原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继续协助党和政府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遵纪守法，依法接受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管理，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坚决抵御渗透，加强神学思想建设，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做到“一个基督徒一定是一个好公民”。如此中国教会才能赢得广大人民更多的尊重与接纳，基督徒才能更好地与广大人民和谐相处，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贡献力量。

　　三、促进了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之间的和谐，为构建和谐世界贡献力量

　　基督教就其教义来说，是既有普世性又有地方性的，而教会的普世性就存在于众多地方教会的特殊性之中，众多地方教会的特殊性丰富着教会的普世性。

　　西方差会控制下的中国教会，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教会。“在1907年百年传教大会上，西方传教士们经过‘深入讨论’和‘慎重表决’，竟然决议只采用‘教会在中国’，而不能使用‘中国教会’的用语！可见，在他们看来，在华传教运动的重点和目的是其自身势力的扩张，而不是中国教会的建立和发展。”[10] 而“三自运动的重点在于发展中国基督教的自我”。[11] 实现了三自的教会，使得中国教会有了自我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教会。三自不是自我孤立，中国教会在平等、合法、公开的基础上积极与世界各国教会进行友好交往。

　　曾先后来华访问的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总干事撒母尔考比亚博士、英国圣公会坎特伯雷大主教罗恩·道格拉斯·威廉姆斯博士、瑞典大主教沃克斯特罗姆、信义宗联盟主席布拉克·迈耶博士等著名人士都充分肯定了中国教会的三自爱国原则、宗派已过时期的联合礼拜以及中国教会正在进行的加强神学思想建设。坎特伯雷大主教伦西博士曾讲过下列两段话：“在十六世纪，当改教者决定用英语来诵读《圣经》的时候，英吉利教会实践的就是一个三自运动。他们用人民的本国语言来制定了崇拜礼文。他们建立了一个安立甘教会，既不离开公教会的教义，又维护地方独立和自治原则。”“只有维护自己的性格，热爱自己的根，你才能为普世教会作出贡献。”[12]

　　丁光训主教说：“教会的公性就它的广度来说包括整个世界一切时代、一切地区的教会，就它的深度来说就是把基督教信仰同一切文化中相遇的成果集中拢来。这两个层面的公性今天仍然是在实现的过程中。三自正是中国教会为实现这一公性所作出的贡献。”[13]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教会的一些领袖、学者提出教会“本色化”的主张，探索在神学思想上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在基督教的音乐、建筑、礼仪等方面，去除西方色彩，采取中国文化形式。[14] 由丁光训主教所倡导的中国教会加强神学思想建设活动，正是结合教会“本色化”观念，提倡做神学应扎根于中国文化这块富饶的土壤，以建设好中国教会自己的神学，从神学理论上来巩固和深化三自爱国运动，目的是为全面办好中国教会，引导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乃至构建和谐世界。

　　中国教会因为实行三自爱国而取得的巨大成就，赢得了普世教会的尊重与接纳。1991年，中国教会回到世基联这个大家庭之中，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和谐相处。中国教会的神学思想极大地丰富了普世教会的灵性宝库，中国教会的合一也为普世教会树立了榜样。中国教会正在和普世教会一起，为建设好基督的教会、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和谐世界而努力！

　　结语：

　　三自爱国运动是中国基督教的正确选择，是基督教在中国生存与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实践。三自爱国不是空洞的政治口号，也不仅是为了基督教的生存而有，而是基督教在中国社会自我发展的历史必然。三自爱国运动的实践在构建和谐关系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愿意以丁光训主教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历史经验和当前的现实说明，对中国基督教来说，三自爱国运动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关系到基督教在中国的前途的重大问题。我们决不能松懈自己的意志，必须坚持三自、发扬三自，为建设一个与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相称的中国教会，而献上我们的一切”！[15]

注：

[1] 参《基督教爱国主义教程》（试用本），中国基督教两会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260—265页。

[2] 《中国基督教史纲》，王治心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21页。

[3] 《圣经以弗所书》四章三节。

[4]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顾卫民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74页。

[5] “展开基督教革新运动的旗帜”，吴耀宗，载于《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 1950—1992》，罗冠宗主编，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出版，1993年，第12页。

[6]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顾卫民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75页。

[7] “非基督教运动的矛头主要指向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罗冠宗，载于《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罗冠宗主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98页。

[8] 参“自立运动与本色化”，曹圣洁，载于《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罗冠宗主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36—179页。